在劫難逃

　　黃河是渤海最重要的入海河流，由于用水量一再增長，入海徑流量銳減，導致渤海鹽度升高，嚴重破壞魚類產卵場和海洋生物生存環境

　　現有的中國經濟模式下，未來一段時期入渤污染物還將繼續增加。

　　實際上，渤海雖經多年治理，陸源排污依然超標嚴重。2008年，海洋部門共監測陸源入渤海排污口96個，結果超標排放率為82%，其中山東省超標率高達96%。

　　而且，即使成千上萬個排污口全部達標，仍然可能導致渤海嚴重污染。

　　王詩成說，環保部門對污水入海提出要達標排放，但他們所用的標準是陸地標準。如鋼鐵、印刷、造紙等行業各有其排放標準。海洋部門考慮的則是海水水質，按一、二、三、四類水劃分海水標準。因此，排放入海的污水即便按陸地標準達標，水質也只能達到是海水二類(較清潔)和三類(輕度污染)。

　　“要讓渤海干凈，只以陸地標準來要求是不行的。這樣的結果是，環保部門認為污水排放情形越來越好，海洋部門卻發現海水越來越差。”

　　專家們的另一個擔憂，是渤海入海徑流量銳減。夏青說，此現象導致渤海鹽度升高，海洋生態環境嚴重惡化。

　　黃河是渤海最重要的入海河流，入渤徑流量占全渤海淡水來量的四分之三。但其入渤徑流量已由1959年的500余億立方米，銳減至2008年的200多億立方米，減少了一半以上。根本原因，在于北方人口和經濟在過去幾十年間快速增長，用水量一再增加。

　　在這種背景下，渤海底部的大部分低鹽區變成了高鹽區。而低鹽區面積的消失，會嚴重破壞魚類產卵場和海洋生物生存環境。

　　此外，渤海海水的氮磷比嚴重失調。2008年，渤海海水的氮磷比為67，而渤海灣底部、萊州灣底部、遼寧近岸的氮磷比甚至高達200以上。一般認為，氮磷比超過50，會造成生態惡化。

　　更多的壞消息是，渤海沿岸城市近年來在海邊新建眾多工業區和港口，渤海海岸線和近海濕地被肆意破壞。

　　碧海行動告吹

　　“渤海碧海行動計劃”實行五年，高調開場，最后不了了之

　　中國政府部門關注渤海問題久矣。最近十余年，最著名的治理方案當屬原國家環保總局主導的“渤海碧海行動計劃”。

　　2001年9月，國務院批復“渤海碧海行動計劃”，這也是中國在國家層面上首次推出全面治理渤海污染的計劃。此前，環渤海的三省一市僅對渤海污染有零星治理。

　　根據該計劃，至2005年初步控制渤海污染，緩減生態破壞；至2010年，渤海環境初步改善，生態破壞得到有效控制；至2015年，渤海環境好轉，生態系統改善。

　　碧海計劃的核心，是關停環渤海區域的不達標排放企業，采取建污水處理廠等環保設施，大力削減陸源污染物排放入海。從2001年至2005年，原國家環保總局聯合三省一市，投資各種項目近300個，資耗300多億元。在此期間，環保系統高層屢屢對媒體釋放利好，稱渤海污染初步控制，對計劃抱有信心。

　　然而，在國家海洋局的海洋環境公報中，渤海污染仍在加劇，生態仍在惡化。

　　2006年8月，由國務院召集的渤海環境保護工作會議坦承，渤海污染物入海總量居高不下，污染面積擴大，赤潮頻繁出現，重大污染事故時有發生。

　　此次會議，事實上宣布了碧海行動計劃的失敗。“以后沒人喊停，也沒人說繼續實施，這個計劃反正就是不了了之了。”一位知情的業內人士說。

　　多位專家分析說，環保部門當初過多考慮陸地，忽視了海洋，而陸地上達標排放的水實際上仍是污水。此外，即便按照陸地排放標準，2001年至今沿海排污口和入海河流的超標排放率也始終居高不下，多在70%以上。

　　當然，一位業內專家認為，不應否定碧海行動積極的一面。放到今天，陸源污染仍是渤海問題的“牛耳”，環保部門當年的思路并沒有錯。但問題是，在中國現行體制下，控制陸源污染事實上非環保部門一己之力可為。

　　渤海管理體制有“九龍鬧水”之說，牽涉九個部委。例如，除了企業在向渤海排污，還有建設部旗下的市政排污和污水處理廠建設，農業部范圍內的農業面源污染，水利部管轄的陸上河流污染、灘涂治理等。部門之間彼此推諉等情形并不少見。

　　夏青表示，中國政府部門在渤海治理上經歷了一個認識過程，如今的共識是渤海環境問題是一個立體式的問題，從山頂到河流，從陸地到海洋的一攬子環境問題應予系統看待。解決渤海治污問題一定需要九部委合力，不能只靠環保或海洋部門。

　　渤海十字路口

　　一邊是渤海污染治理，一邊是污染和生態破壞。治理非常艱難，其速度能否趕上污染的速度還很難說

　　碧海行動黯然出局，取而代之的是《渤海環境保護總體規劃》(下稱總體規劃)。2006年8月那次國務院會議之后，由國家發改委牽頭，聯合海洋、環保、水利、農業、財政等九部委，以及沿渤海三省一市共同編制總體規劃。

　　2008年初，這一規劃頒布。總體規劃編制組組長、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夏青說，總體規劃的思路是陸海統籌，合力治污。“這種做法已被稱為渤海經驗，中國近岸四海的‘十二五規劃’都是類似思路。”當然，渤海治污的決定性前提仍是陸上流域治理，“陸上水清之日，才是渤海變清之時”。

　　與碧海行動相比，總體規劃更加務實。它沒有設定治污時間表，也沒有設定具體目標。“一定要注意，總體規劃沒有設立明確的目標，沒說到某年就達到多么美好的目標。”夏青解釋，一是必須承認陸上污染源確實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治理好；二是各部委的數據對不上；三是對氮、磷等污染源治理還沒有找到明確有效的辦法。

　　對于總體規劃，各方專家多認為其質量較高，但普遍懷疑各部門之間爭利避事，難以真正合作，“九龍鬧水”局面再現并非不可能。

　　“你可以想像，一邊是污染和生態破壞將繼續，另一邊是渤海污染治理。但治理非常艱難，其速度能否趕上污染的速度，還很難說。”一位海洋專家如此表達他的悲觀。

　　事實上，僅從技術角度看，幾乎所有人都相信渤海能夠恢復昔日海碧水清、魚蝦成群的情形。日本和北歐國家都曾經歷工業高污染時期，前者的瀨戶內海和后者的北海均受到過嚴重污染，差不多到了魚蝦滅絕的境地，經過治理后均恢復了良好的生態。

　　當然，王詩成認為，渤海治理比瀨戶內海要難，后者面積約為渤海三分之一，并且海水比渤海深，與外海交換能力比渤海好；此外，日本國土狹小，陸源污染沒有渤海這么復雜。

　　在西方國家的環境治理范例中，幾乎都離不開恰當的環境法規和嚴格的執法。正因為此，近年來不少學者呼吁為渤海立法。

　　夏青則認為，為渤海立法是好的想法，卻并非渤海治理的關鍵。在法治觀念不強的背景下，一部法律不可能解決全部問題。

　　多位學者指出，行動也好，規劃也罷，抑或立法，對渤海治污都不是最重要的。真正的關鍵在于，當政者是否痛下決心改變經濟發展方式，犧牲一些經濟速度來保護環境。否則只會淪為庸醫抓藥，一服沒用再換一服。

　　“只要政府真的重視，就能治好，再過幾十年，渤海絕不是死海，而是碧海。問題是政府是真重視還是假重視，重視程度有多大。”王詩成說。

　　渤海生態已站在十字路口，向前走是碧海，往后退是死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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