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礦難頻發的根本原因在制度層面
　　
　　多少年來,一方面是政府三令五申、措施規定不斷出臺,另一方面是礦難愈演愈烈、重大惡性事故頻發,這種悖論性的局面不是一天兩天了,為什么就沒有個能讓人看到曙光的盡頭呢?按照制度經濟學觀點:如果一種行為或現象存在著明顯不合理性,大家都覺得“不應該”這樣,但實際上這種行為或現象不僅普遍存在,且有不斷強化的趨勢;那么,可以肯定的是這里的問題不是個人或個別利益群體的問題,而是在制度或規則層面出了問題。就礦難頻發問題而言,情況也恰是如此。
　　
　　關于煤礦傷亡事故頻繁發生的問題,人們可以從中“分析”出很多原因來,比如:有位作家根據自己身臨其境的“生活體驗”,認為煤礦事故與安全教育有關,而安全教育的薄弱環節在于礦工“頭腦中的安全意識、心中的生命意識”淡薄,很多礦工“不理性”,為了多掙幾個錢連命都可以不要,甚至故意將瓦斯報警器搞失靈;還有相當多的輿論譴責煤商“利欲熏心”,在市場煤價不斷高漲的利益刺激下,為了多賺錢通過拼設備、減少安全投入等方法而“盲目”增加產量;更受社會各界民眾關注的是地方政府“腐敗”問題,紅頂煤商“太膽大妄為了”,簡直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聲言“硬可丟掉烏紗帽也不撤股”。那么,我們要進一步追問:參與煤礦生產活動的人們(各方利益集團)為什么都這么“不理性”?難道都“瘋”了嗎?其實他們誰都沒“瘋”、都“理性”得很,“瘋”的、“非理性”的是制度規則。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礦工的“非理性”情況是如何發生的。在礦工“要錢不要命”的“非理性”行為背后,是具有長期歷史累積性和現實復雜性的“三農”問題,其在經濟上的突出表現就是所謂“農民負擔”問題。農民稅賦繁重同樣是一個古老問題,歷代王朝興衰都無不與此有關。新中國成立后,在人民公社體制下,雖然農民擔負著支持國家工業化的沉重負擔,但由于特定的分配關系約束農民家庭個人沒有直接稅賦“負擔感受”。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農民對來自各方面的稅收、鄉統籌、村提留、義務工以及亂集資、亂攤派、亂罰款等經濟負擔有了越來越直接和真切的感受,加上由于各種原因農民收入增加困難,這種負擔之重變得越來越難以承受、難以容忍,成為農民問題的矛盾焦點和重中之重。各省農民負擔合法的(省級及以上發文收取的)、合法不合理以及不合法的稅費項目,少的有八九十種,多的有二百多種;20世紀90年代前半期,農民負擔與農民人均純收入基本上是同步增長,后半期有所減少,但直到2000年前后,總的稅費負擔占到農民年人均純收入的10%以上。在這樣嚴峻的生存困境擠壓下,月收入不足2000元、具有極大生命風險的煤礦工作,對于來自經濟較不發達地區、生活近似赤貧的農民來說甚至是一份“高薪美差”,在明知危險性大的情況下依然不辭辛苦、不畏死亡地下井采礦。近年來,農業發展落后,鄉鎮企業的規模不斷縮小,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下降,除去一部分素質較高的農民進城務工外,在全國采掘業工人年平均工資高出農、林、牧、漁業從業人員年平均收入近一倍的“比較優勢”驅動下,大量低素質剩余勞動力就自然很“理性”地流向煤礦行業。這些農民工大多文化素質低、安全意識薄弱,很多都沒有受過必要的崗前培訓,在這種情況下進入高危環境工作自然就很容易發生安全事故。
　　
　　其次,由于受傳統計劃體制和物本型經濟發展模式慣性約束,我國經濟運行和發展長期以來一直處于粗放外延式路徑之上,經濟增長對能源的依賴度一直很高,而煤炭消費量占到我國總能源消費量的70%以上,煤炭相對于經濟增長的需求彈性一直處于很高的水平(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煤炭需求增長2個百分點)。近幾年,隨著經濟高速擴張,全國能源供應越來越緊張,由于石油資源相對貧乏且油價不斷飆升,煤炭需求亦水漲船高,價格也成倍大幅上漲,由此引致很多煤礦無節制地擴大煤炭產量,不僅引發嚴重環境污染、資源浪費,①更為煤礦安全生產帶來嚴重隱患。應該看到,煤炭需求拉動、煤價大幅上漲只是外部經濟環境,如果沒有必要的宏觀體制條件,如在嚴格的準入和價格管制下,煤礦企業是不會得到直接“經濟刺激”、也不可能隨意濫開亂采引發礦難事故的。近年來,煤礦企業之所以能夠在市場煤價不斷高漲的利益刺激下通過拼設備、減少安全投入等方法而“盲目”增加產量,從而引發礦難頻繁發生,其體制背景就是國家在放松煤炭行業管制的同時,對煤炭資源可持續利用和間接調控管理不到位,從而導致國有煤礦企業被內部人控制、民間資本分散進入盲目投資建礦以及煤炭市場秩序嚴重失范等一系列嚴重問題。在這種體制背景下,煤商“利欲熏心”盲目增加產量導致礦難頻發成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