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條：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工作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工作應當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的方針，從源頭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風險。

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工作實行管行業必須管安全、管業務必須管安全、管生產經營必須管安全，強化和落實單位主體責任與政府監管責任，建立單位負責、職工參與、政府監管、行業自律、社會監督的機制。

【解讀】

第四條是整部法律中具有憲法性意義的總則條款，它從政治原則、價值取向、工作方針和治理機制四個維度，系統確立了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工作的根本遵循。這一條款的設置在立法技術上實現了從“行政管理規范”向“國家治理基礎規范”的躍升，將中國共產黨在安全生產領域的領導地位、國家核心安全理念以及現代社會治理邏輯有機融入法律規范，為本法全部制度的實施提供了根本性的政治保障和原則指引。

第一款“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工作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本法作為國家基本法律的政治宣示條款。從立法背景來看，2018年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后，應急管理體制發生深刻變革，黨對安全生產工作的領導持續強化。將堅持黨的領導寫入法律，既是對憲法所確立的根本政治制度的貫徹，也是對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工作政治屬性的明確界定。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涉及公共安全、環境安全、經濟安全乃至國家安全，其決策與執行必須置于黨的統一領導之下，確保在重大風險防控、跨部門協調、應急處置等關鍵環節能夠形成集中統一、權威高效的指揮體系。這一規定與第四條第二款“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形成邏輯呼應，體現了危險化學品安全作為國家安全重要組成部分的戰略定位。

第二款集中闡述了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工作的核心價值與基本方針。“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安全生產重要論述的核心要義，將其寫入法律，確立了人在安全管理中的最高價值地位，要求所有管理措施必須以保障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則將危險化學品安全提升至國家安全戰略高度，要求從國家安全的全局審視危險化學品風險防控。“統籌發展和安全”體現了辯證思維，強調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反對脫離安全談發展或脫離發展談安全的極端化傾向。“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的方針”是安全生產領域長期實踐總結的基本經驗，本法將其延續并賦予法律強制力。“從源頭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風險”則直指危險化學品安全的根本癥結——過去重事后處置、輕事前預防的被動局面，要求通過規劃布局、準入管理、風險辨識評估等制度設計，將風險消除在萌芽狀態。這一款所確立的價值觀與方法論，貫穿于本法后續各章的具體制度設計之中。

第三款構建了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體制機制框架。“管行業必須管安全、管業務必須管安全、管生產經營必須管安全”是安全生產領域“三管三必須”原則的法律化表達，明確了各層級、各領域的安全管理責任邊界，從根本上解決了責任虛化、監管空白的問題。“強化和落實單位主體責任與政府監管責任”體現了現代安全治理的雙輪驅動理念——危險化學品單位作為安全生產的第一責任人，必須依法履行安全管理義務；政府作為監管者，必須依法履行監督檢查和執法職責，二者不可偏廢。最后，“單位負責、職工參與、政府監管、行業自律、社會監督的機制”描繪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安全治理格局：單位負責是核心，職工參與是基礎，政府監管是保障，行業自律是補充，社會監督是促進。這種多元主體協同治理的模式，改變了傳統安全管理單純依賴政府監管的單向模式，體現了從“管理”向“治理”的現代化轉型。

從法理角度分析，第四條的規范功能具有多重性。其一，它為整部法律提供了價值基礎，所有具體制度的解釋與適用都必須符合本條確立的價值取向。其二，它設定了責任分配的總體框架，“三管三必須”原則在法律中的確立，為后續追責問責提供了根本依據。其三，它明確了治理理念的轉型升級，從命令控制型管理轉向多元協同型治理，體現了現代風險治理的先進理念。其四，作為政治性條款，它還為在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領域加強黨的領導、協調跨部門利益、統籌發展與安全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

與《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相比，本條在制度設計上實現了質的飛躍。條例側重行政管理的技術性規定，而本法第四條則將政治原則、價值理念和治理哲學一并納入，使危險化學品安全法不僅是一部技術性管理規范，更是一部體現國家治理理念和人民立場的綜合性法律。本條與第一條“保障人民群眾身體健康、生命安全和財產安全”的立法目的相呼應，與第五條“全員安全生產責任制”的具體制度相銜接，共同構成了危險化學品安全法律制度的精神內核和制度基石。